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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起来，真正让蒋zs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应当是红军的几次反“围剿”的战役。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便曾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

特别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但却屡战屡败，损失惨。，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便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

这其中，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竑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连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

而早在1938年四月，蒋zs和军委会就意识到日益扩增的沦陷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沦陷区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战略指导：“在失陷地区除对敌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不妥协外，同时展开广大游击战，使侵入敌军只能占点占线，不能利用其军事威力发生政治势力而占有其面积，且使敌军对其所占点线之周围在军事上发生严重顾虑，不能长驱直入，以摧毁其战略上之企图。”

于是，就在国府迫切地需要一本规范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时，军统方面送来了经过处理的杨天风的《波亚战术精义》。不，新书的名字叫《游击战纲要手册》。

不得不说，戴l是最善于揣摸蒋zs心理的人。虽然书中大部采用了杨天风的著述，但却经过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变得很不一样起来。

首先，书的开头将游击战术的运用提早到了民国之前，将国父孙先生领导的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等无数次军事斗争，赋予了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并称孙先生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

然后书中又写到了蒋委员长在1933年强调的“剿匪”的战略战术，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嗯，嗯，蒋委员长的这一“研究成果”已经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杨天风只不过是借题再发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