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这一番油滑的说辞可谓是使得张浩之恨得牙齿直痒痒，此子……不按套路出牌，完全就是耍流氓！

张浩之忍不住拂了拂衣袖，最后终于是道，“如此本官自然是无话可说，某这里宣帅已有方略示下！”

杨凌听罢，也是半鞠而下，周遭将士更是半跪于地，见到此处，张浩之这才恢复一丝从容之色，“杨凌所部赖有功于社稷，易州大功闻道三军，无不振奋士气，鼓舞人心，应谨守易州，待我大军赶至，运转于此，为官家收复幽云……”

……

张浩之前来，杨凌对其派头只是视若不见，一应用度，都是周全到了极致，张浩之也挑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这就是在这个时节而已，张浩之也不敢对杨凌轻易发难，即便是杨凌此时此刻已经是明显的占到了老种相公一边，逗留两日之后，张浩之也只得灰溜溜的回返雄州去了。

老种相公虽然是被童贯所压制，可是其北伐大军都统制官衔依旧是活生生的摆在这里，运转调动，即便有所局限，起码径源军一部是指挥得动的，至于小种，或者是姚古等部西军将士，虽然心中都是想着老种，可是行事之下难免绕不开童贯，双方又不愿意直接撕破脸皮，到了那一步这样可就是不死不休了。

大宋立国以来，虽然朝堂士大夫之辈也有政见不同，党派之争，但是说到底，真正做到绝处的还是很少，一般都是将对方斗到贬官，降级便作罢，苏东坡够惨了吧，可是终其一生，最多也不过是被降海南为官，大小也是个官，不会有性命之虞。

北宋政争一般都是不甚严重，不过就是御史言官弹劾官员，一时间也算得上政治清明，党争变得激烈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变法在整个大的历史潮流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正确之举，变法所实施的条例，对老百姓是极有好处的，从苏轼苏东坡此人前后的变化便可以管中窥豹，苏东坡本来最初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作为反对变法的刺头，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是一定要打压的，所以苏东坡被寻了由头，贬到地方，可是到了地方之上，苏东坡渐渐的了解到了民生疾苦，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可取性，所以又提倡起王安石变法。

可是正在苏东坡转变思想之后，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苏东坡又被贬官，他便开始了一生的起起伏伏，三起三落……

到了宋徽宗当朝，蔡京为相，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