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后，张守炎带着这些情报坐船来到了福州，并且很快的就见到了左宗棠。

左宗棠的幕僚群远不如李鸿章的强大，真正在全国都叫得响名号的只有一个胡雪岩，这是楚军的钱袋子。也因此，要想说服左宗棠，也就只需说服左宗棠即可，不像跟李鸿章谈事时一样，不但要摆平李鸿章，还要摆平他手下那些受其信赖倚重的幕僚。

“左公，所谓维新，就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有权力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用洋人的话讲，那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要被淘汰。日本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富余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两个阶层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他们的“攘夷”，实质是剥夺洋人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洋人是十分强大的，即便日本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洋人对敌后也深深的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剥夺洋人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有着船坚炮利的洋人给彻底打倒。”张守炎说的话左宗棠听得懂，脸色平静，“就像当初英法入北京一样？”

“左公英明。”张守炎狠狠地点头，“我大清之所以还在，说一句犯忌讳的话，那一是因为大行皇帝低头了。二是因为我泱泱华夏，地大物博，非日本等外夷小国所能比。英法联军战力纵强，人数却少。”

“以我中华之大，尚要受此大辱。日本小国。遭遇此变的话，怕是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了。因而日人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特权利益，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即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

“日本的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再进一步呢。再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则等于是把这把刀再次砍向了下级武士。

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东京新政府给背叛了的。那最终得益的人，有最高层的人，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

“西乡隆盛是日维新三杰之一，曾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他是赞成新的军制的。但此人又有太多的旧友旧部被这一刀给涉及到，在最初时，他以日本下级武士为主体编制日王近卫军。就是为了给其那些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西乡本人又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张守炎说的这些。实际上并没点在日军侵台的点上。但左宗棠听得入神，丝毫没有露不耐烦的样子。因为左宗棠很清楚。要真正解决日本对台湾对中国的威胁，弄清楚日本国内是个什么状况，才是最最重要的。

日本要兵侵台湾，这个情报左宗棠很重视，但跟日本国内的情报相比，前者又算不得什么了。这就好比一个爪子要突然抓来，你是一直关注这个爪子呢，还是要看看爪子后头的‘主体’是什么样的呢？

左宗棠当然不会只看爪子。

而且还有一点是，左宗棠很欣赏西乡隆盛，张守炎叙述中的西乡，性格豪迈，莅事忠诚，志行忠介，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很让左宗棠赞叹。

“堤内不足堤外补。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张守炎接着为左宗棠讲述了日本‘征韩论’的由来。刘暹三十万两银子的订单一点都不亏，迈胜洋行给他带来的资料和信息，让秦军上下第一次详细透析了自己的东邻日本。

“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就连反对西乡最坚定的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只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东京的维新政府是缓征內治派占统治地位，西乡则因为自身代表的武士阶级利益，站在了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强烈呼吁“急征”。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日本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候，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武士阶级，来进行其国对外侵略，也好使武士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台湾、朝鲜动武，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

具体呢，就是他求自任使节使朝鲜，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派兵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