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新德意志帝国并不确定它即将在欧洲扮演何种角色，对自己的新身份也模糊不清。德意志境内的4100万居民中，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土地上的人民。大多数人并不以德国人自居，他们仍然充满了地域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称自己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等等。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地区，那里的人们仍称自己为汉萨人，意指中世纪曾控制了大海、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光荣的汉萨商人联盟。这些自我认同的隐含之意显然是要把自己同泛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俾斯麦和柏林区分开来。即使是俾斯麦以及他一手扶植的德意志皇帝，都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有时称自己为普鲁士国王身边的“勃兰登堡仆人”，有时他会强调他的祖上早在霍亨索伦王朝1416年从纽伦堡迁来之前就在阿尔特马克（马克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边境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拥有地产。

德意志人长期以来就习惯将自己与执政中心保持距离，不愿自己成为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德意志人”，而德意志联邦制度就曾经是，也仍然是他们这种愿望在宪法上的实在体现。人们一直抱怨俾斯麦政权是一种霸权，它在“德意志王国和自由市联合”的宪法面纱之下暴露无遗。普鲁士在经济、财政、工业、行政和军队等方面都占操控地位——事实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领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处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下。也正是通过位于威廉大街的普鲁士各政府部门，帝国政府才能运转，各项立法和政策才能得以确立和实行。就地位而言，帝国政府的国务大臣们也显然比那些被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要低，即使在官方描述中也是如此。

即使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并入俾斯麦的德国之前——他们曾经被拿破仑视为战略地图上需要首先攻克的要塞，人们从未忘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祖先可以处理自己的国事，发行自己的货币，确定自己的税收，而且除了远在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当地政府和教会之上。科隆的人民念念不忘1813年拿破仑撤退后普鲁士对其长时间的占领，他们经常在当地年度狂欢节上嘲笑普鲁士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表达这种愤怒情绪。1848年，当地爆发的革命明显具有反普鲁士的含义。在德国西部，法国法律制度曾经被引入，拿破仑法典一直被沿用到1900年。同样，在普鲁士东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一部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民法典一直在延用。

德国的多样性也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面包、啤酒、服装，甚至语言和地区法律，无不体现出这种多样性。除了富有阶层和受教育阶层外，人们都说本地方言，而且即使那些上层人士也只是在阶层内部才用高级德语，当他们对仆人、下层邻居说话时仍然要用方言。即使是俾斯麦，这个诗歌写作爱好者和伟大的议会演讲者，对易北农场里的农民仍用低地德语谈话，这种方言没有一个南方人能听懂。下巴伐利亚多瑙河沿岸的施特劳宾居民如果去北方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旅游——当然，他们也认为没必要去那里，他们一定会感觉身在另一块大陆。德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曲调，同样的谚语在不同的地区有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一句谚语在南方可能会被认为滑稽可笑，在北方则让人觉得不知所云。

语言仅仅是德国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德意志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和村落结构也有极大差异，体现了古代封建农业财产的不同形式。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口稀少，大量人口流入大城市，尤其是柏林。在南部，在符腾堡，几个世纪以来，发达的纺织业和金属业使得人们能够在小城市过上不错的生活，现在，当初那些小城市几乎都已经发展成了大工业中心。

食物当然更加体现了多样性，尤其是啤酒，因为啤酒不便于储存和运输，只能在当地制造和消耗。各种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也反映了各地不同的历史或神话源头。传统的德式面包卷形状像女性生殖器，显然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大多数是硬壳黑面包，因为小麦相当昂贵，白面包即使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昂贵的肉类也是只有在星期日才能享受。在北部，鱼很便宜，事实上，是太便宜了，甚至科隆的仆人都抱怨莱茵河里的鲑鱼太多了——当时莱茵河还是一条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南部，最初在修道院人工鱼塘里繁殖的鲤鱼非常普及，遍布市场，穷富皆宜。当时奶酪并不是什么珍馐佳肴，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来，当地出产的气味难闻的奶酪才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餐桌上的常见食物。

甚至人们吃饭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对付不起昂贵照明费用的工人来说，太阳升起，一天开始；太阳落下，一天结束。劳作时间也很长，通常每天十多个小时，一周五十多个小时。与之相反，日落之后不必立刻睡觉，夜里可以喝点葡萄酒、吃点夜宵是上层生活的显著标志。工人们劳作时要带着面包、香肠和汤——小吃店很晚才出现。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少量的鞍上早餐和骑马休闲开始，随后是午餐，下午五点钟左右在饭店享受茶点，伴着音乐或与友人的闲谈。正餐通常很晚：晚八点之前吃晚饭通常被看作是下等阶层的特征。餐桌上六或八道菜并非炫耀：事实上，餐桌上奢华的摆设能够衡量出主人的经济地位，不论是波森、柏林或慕尼黑的瓷器，还是美味的鱼子酱、香槟、鱼、鹿肉和不应季的鲜果都能彰显主人的地位。

自来水是在19世纪初才被引进的，当时还是很奢侈，而热水则仅是富人才能享用的。盥洗室是高等生活的一个象征，当然也是非常昂贵的。大多数室外厕所臭不可闻，通常多个家庭共用，位于庭院里，木门上刻着一个心形图案（为什么用心形还是个谜）。浴缸更少见，当老皇帝威廉一世要洗澡时，他需要派人把附近酒店的浴缸搬到宫中。19世纪的后半叶，电力设施大规模引进——埃米尔和拉特瑙的电器联营公司曾早在1876年就用电灯将柏林宫殿装饰得金碧辉煌，电力的普遍应用将日常生活变得更明亮，环境更为舒适、健康。

德国社会也呈现出多样性。东普鲁士庄园，不论规模大小，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即使是在这里，农业状况却每况愈下。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大草原和美国中西部平原的农产品给德国庄园的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截然相反地，城市却在蓬勃发展。柏林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一个个轰然倒塌，新的高大建筑拔地而起，快速发展的交通网络将附近乡村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个新的工业中心。在柏林，既有老普鲁士的王宫和官员，也有新的银行、现代的大众媒体、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在德国西部，鲁尔工业迅猛发展。在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的南部，工业采取了另一种发展模式，那里的工业化由过去的基于脑力和技术转变为现在的基于纺织业和冶金业。由此可见，德国有如此多不同的社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在发展。移民——大多都是前往北美——势头仍不见衰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后，移民数量到了新高。在随后的二十年间，每年约有十万年轻男女离开家人，离开德国，去新大陆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在北美有亲戚，他们把刚刚结束内战、正开发西部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机会的梦想乐园。到1888年，随着北美结束了铁路圈地运动，德国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好，这股移民热潮才逐渐消退。移民国外的人口数量虽然很多，但比起德国国内人口迁移的数量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德国国内，大量人口从东部迁移到西部，从上、下西里西亚和波兹南，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入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为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德国皇帝的臣民数量以每年超过1%的速率增长，1871年人口还是4100万，到1888年，这一数目已经增长至超过5200万。历史数据表明，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在欧洲，除了俄罗斯，德国是人民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国家。与之相反，自哀鸿遍野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的人口数量却一直在下降。

德国的企业也在蓬勃发展，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了旺盛的活力，但缺少经验，这也为日后发生的巨变埋下了隐患。在城市里，由于高价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的集中养老保险系统，家庭规模逐渐缩小。而在靠土地为生的农村，家长们仍然想要许多孩子。然而，土地却无法养活日益增多人口。比起城市里工业提供的薪水，土地带来的收入也太过于微薄。所以，随着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大迁移，大量农民也向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这些大城市周围聚集，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城市不断推dao古老的城墙，不断向城市外缘建设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发达的公共交通将周围的村庄融入城市，促使工业能够在劳动力充足的地区就近建厂。在不断扩张的城市附近，贫穷农民的儿子看准时机，卖掉一些破败的房子，将土地变为未来的工业用地，一夜之间便成了百万富翁，这些新富豪们也将财富用于能带来更多利润的投资上。增长的人口、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科技的发展以及自由壮大的资本主义力量创造了经济历史学家所称的“自我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就是德意志帝国在1888年的社会图景，也是威廉皇帝陛下事业的起点，诞生18年的第二帝国就像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年轻、躁动而充满活力，不乏勇气却缺少经验。从这里开始，皇帝陛下将用3年时间，让帝国的经济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用5年时间完成大德意志的统一；用10年时间，使德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超越称霸世界300年的不列颠王国；用20年时间，使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终于具备了挑战世界旧秩序、建立全球新秩序的能力。”

节选自《威廉二世和他的帝国》作者：施蒂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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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引用了大篇幅的资料，目的是让大家对1888年时代的德国社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