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肯定要一起呀，潘云燕还拍着自己32B的胸说她已经给老师请假了。

说是要找荆小强打听找补点声乐技巧，看能不能给表演班凑个声乐节目参加慰问活动。

其实专业课都是以散养为主，更多看天赋打磨，老师也喜欢这种碰撞出来的火花。

没准儿她都能沾光。

杜若兰的表情则已经是旷课都无所谓那种，只注意帮荆小强把肩领衣摆拉扯好：“我靠唱肯定是不行的，但可以去学习看看，这些见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吧？”

荆小强招了出租车，帮女士开后门，自己坐进去都让桑塔纳沉了下：“对，大学里面见识的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路上他就给后座俩姑娘科普了下目前录音棚的常识。

一般来说一盘专辑，无论是磁带还是CD，都是先凑歌，找齐十来首，分别出小样。

确定之后才算是立项，就像是影视剧确定剧本、演员。

制作人从这时候开始操盘，十来首歌怎么编排顺序，风格选择，编曲要不要重新做，怎么契合歌手的嗓音特点，差不多就跟导演似的。

所以好的音乐制作人地位就挺高。

歌手实际上没什么发言权，叫怎么唱就怎么来，大牌歌手都没几个能撼动制作人。

毕竟越是好演员也越要找靠谱的好导演。

但荆小强是个异类：“我这是盗版或者说翻版歌曲磁带，基本上我自己说了算，也没打算请制作人好好张罗，目的就是为了把beyond的歌曲炒热带红。”

杜若兰和潘云燕都没觉得盗版有什么，只是好奇：“还要靠盗版来带红正版呀？”

荆小强更熟悉的解释下。

八十年代前国内压根儿就不承认国际专利版权这一说。

用老说法就是整个华约阵营就没有版权，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糟粕。

中国延续这个态度，又实际上从古至今的传统就不太尊重劳动创造者，反而是流通领域倒卖的人赚大钱。

这就叫做礼崩而后乐坏。

规矩从根子坏了，后面一系列做法都会变味儿。

这年头所有人都没有版权意识。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让一首正版歌怎么快速推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盗版碟。

这甚至是很多音乐公司、音像出版社心照不宣的做法。

主动把新歌放在盗版碟里面，这样一星期就能传遍大街小巷。

因为只有歌红了，歌手才能跑场赚钱。

真以为是靠着磁带唱片赚钱的，那都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荆小强从来没想去改变什么大事，他也没这么心气儿，更不会逆时代的去做事，所以抛开时代谈侵权，是天真。

俩小姑娘是真恍然的崇拜。

这得是什么样的阅历才能明白这么复杂的行业道理呢。

音像社录音棚距离也不远，藏在电视台附近很不起眼的楼里。

几室几厅的分隔出来，有录音室、设备室、休息室，但墙面都包满了各种吸音材料，荆小强觉得那些KTV包间的软包风格没准儿就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

在录音软件电脑调节还没形成气候之前，录音室里全靠电子设备调音，工作台上密密麻麻的旋钮、推钮很有专业的味道。

让荆小强走进来忍不住先深吸口气，录音棚那些墙面软包，包括机器散发出来的味道，据说是最让胡德尔松感到放松的气息，几乎有点成瘾了。

音乐学院的几位乐手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