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驾的《雨晴》诗，在晚唐诸多诗篇中并不算上等佳作，以诗趣清新盎然而称。

难耐诗兴动笔修改的也不止上官婉儿一人，还有一个名气要比上官婉儿包括原作者王驾更大的，那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比较巧合的是，上官婉儿与王安石的改作居然颇有相类。

这虽然有巧合的成分，但也不算是什么小概率事件，二者所以改诗有一个原因便是都看重诗文格律。当下诗歌格律还没有正式形成，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乃是律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秉承这一点家传意趣，上官婉儿对诗歌格律有比较严格的追求也属正常。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时期，诗歌格律已经完全成熟，在宋人看来，绝句就是律诗的一部分，所谓的“绝”，即就是“截”。绝句前联对偶，那就是截了律诗的后半部分，后联对偶那就是截了前半部分，两联都不对偶便是截了律诗的首联、尾联，绝句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诗歌体裁形式。

至于唐人所言绝句，则是继承于南朝。南朝以两句为一联，两联为一绝，这便是绝句的由来，又称为联绝。

唐人诗歌成就虽高，但是在艺术技巧方面，必然是一个逐渐丰富与成熟的过程，后世肯定是要丰富过前世，这也是文化不断的发展与下沉的趋势脉络。

到了明清时期，技巧上肯定更趋成熟，所以讨论文化，大不必捧古讽今。唐朝是诗歌开创期，构建高屋框架，因是气魄雄壮，后世则在此框架下不断的添砖加瓦，这才共同构成诗歌广厦。

后世诗歌虽然少有新的领域开创，但是文学体裁也丰富起来，明清小说的艺术高度又远远不是唐传奇能比得上的。

诗歌是唐人日常文娱消遣之一，后世讲到上单、打野这些概念，唐人也懵啊。时代不同，不必放在一个标准去讨论优劣。更何况艺术的高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评判。

比如王安石所改雨晴诗，有的选本就称语工意足，了无鑱斧之际，有的选本则称改成了蠢诗，即非品金，却被王安石点成了铁块。品诗是一件私人化、情绪化的事情，个人感受如何，占了极大比重。

诗文创作之中，格律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规则，《雨晴》是一首有着独立感触与意趣的诗作，当以规则套用其中，改诗者又不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心境意趣而只是追求恪守规律，斧凿之间匠意趋同并不奇怪。

上官婉儿能与王荆公巧于同工，倒是不负才女之誉。

当然，在郑金道听途说的转述中，并没有完全还原太后武则天针对这首诗的点评。

否则李潼所关注的重点将不再会是上官婉儿才高与否，而是心惊于武则天对原诗作者心境领会之敏锐洞察，这简直就是观皮洞骨、近乎妖孽的天赋！上官婉儿也算心思细腻，王安石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可是在这方面，他们与武则天相比都是相形见绌。

对于《雨晴》诗归于上官婉儿名下，李潼并没有多少失望，他脑海中佳篇无数，也不差这一首扬名。

只是通过这一件事，更认识到上官婉儿的性格，特别在面对武则天的时候，真的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失意，对太后的敬畏可谓是深入到了骨子里。

在这种极端情绪的支配之下，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要选择隐瞒而非坦陈相告。

这种因恐惧而做出欺瞒举动的现象，也显示出武则天那恩威交加的御下手段并非全无漏洞，因为本身过于强势，反而不能确保所接收的讯息都是真实的，特定时刻或就会有利用价值。

不过眼下李潼也想不到该怎样利用这种现象，只是暗记在心里，伺机而动，未来或会产生什么以小博大的妙用。

禁宫幽居的生活，单调且乏味，特别对于经历过后世资讯、娱乐都无比发达的李潼而言。起居行动都被限制在这一座宫院中，娱乐活动完全没有，人际关系异常单调。

魂穿一千三百多年所带来的新鲜感逐日丧失，心中的枯燥感也如杂草蔓生，无从遏止。如果不是李潼本来性格就有几分恬淡咸鱼，在这种逐渐堆积的枯燥寂寞逼迫下，怕是也要如李守礼一样，每天做出许多刺激的作死举动，只求能给生活带来一点不问好坏的变化。

当然，变化也不是没有。比如站在仁智院往南看，可以看到那高耸的明堂构架正在每天拔高，虽然比不上后世机械大用的建筑速度，但是考虑到在一切人工的情况下，这效率也实在堪称惊人。